特区40年律师故事：78级西政学子作为首位大学生分配深圳法律顾问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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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.11.25
前言：从 1980 年深圳恢复律师制度，组建起第一个法律服务机构——深圳市法律顾问处至今，深圳律师行业与特区改革开放步调一致，40 年来创下了多个 “全国第一”，为全国法治建设贡献了 “深圳经验”。
特区成立四十周年之际，晟典所聚焦深圳 “法治城市示范” 的战略定位，推出新栏目 “特区 40 年之晟典律师故事”，首期邀请 “文革” 后第一个分配到深圳市法律顾问处的大学生徐育康律师，讲述 78 级西政学子深圳 38 年从律故事，彰显 “务实尚法、追求卓越” 的 “新时代深圳精神”。
Question 01：中国法律界有个特殊的 “西政 78 级现象”，您作为西政 78 级毕业生，能否聊聊这段历史以及您的求学经历 ？
徐 育 康 律 师：这个说来话长了，1968 年我高中毕业后，作为 “老三届” 的一员，经历了两年有余的 “上山下乡”。1970 年冬参军入伍，在海军部队服役了 6 年零 3 个月。1977 年 3 月退伍后在家务农，期间当过几个月的小学代课老师。
1977 年开始恢复高考，当年高考在 12 月份举行。广东是开卷考试，我没有参加。到 1978 年才参加高考，这时我刚好 29 岁，有幸考入西南政法大学（当时叫西南政法学院），成为 “文革” 后政法院校招收的最早一批法律专业大学生。
比我早一届的 77 级大学生，也有学法律专业的，不过招生的只有北大、人大、吉林大学、郑州大学等几所大学，都不是政法院校。这几所大学招收的法律专业学生数量也很有限，每所大学就几十人，全加起来也赶不上西政 78 级学生的规模。
为什么说西政 78 级特殊呢？因为 1978 年恢复招生的政法院校，国内只有西政一所，还被教育部定为重点院校，其他像中国政法大学、西北政法大学、华东政法大学这些政法院校，要到 1979 年才开始招生。
西政当年的招生也很特殊，招生简章上是叫 “政法专业”，说是面向公、检、法的 “绝密专业”，不像现在的法律专业谁都可以报考。该专业还是提前批。结果凡是填了西政志愿的，或者没填西政志愿但注明服从调剂的，只要政治条件好，都被录取到西政来了。
西政 78 级可以说占据了天时地利，当年一共招收了 300 多位学生。后来大学毕业分配工作，各省的公、检、法机关单位中，几乎都有西政 78 级学生的身影，几乎占据了当时新一代法律从业人员的半壁江山。
第四排右起第一位为徐育康律师
Question 02：1982 年您分配到深圳市法律顾问处工作，之后在特区做了 11 年公职律师，期间主要工作经历有哪些？
徐 育 康 律 师：我原本是想做法官的，命运安排我当了律师。1982 年，我从西南政法大学毕业。当时还包工作分配，我和一位西政的同学被分到了深圳。说起来蛮搞笑的，两个人拿着广东省高教局开的《报到证》，到当时的市委大楼人事局那里报到，结果不问青红皂白，阴差阳错把我分到司法局法律顾问处做律师，另一同学则分去中院当法官。
按照 80 年代的政治气氛，法院肯定是要政治上比较 “红” 的人才能进，我这个党员完全满足要求；相对而言，律师应属于政治要求没那么严格的，另一位同学不是党员正好合适。可当时人事局管分配的，既没有问我们的政治面貌，也没有征求个人意愿，随手一填就改写了我俩的职业生涯。
既来之则安之，我就这样成了 “文革” 后第一个分配到深圳市法律顾问处的大学生。那时法律顾问处法律专业人才稀缺，除了我之外仅有几名律师负责全市法律服务工作。当时省司法厅副厅长还带了个工作组，在深圳市法律顾问处帮助工作。
那时的法律顾问处，类似于今天的律师事务所，办公地点在建设路口岸办楼下，只有两间房，负责处理特区本地法律事务。最初主要是香港当事人过来寻求律师服务。还有就是 83 年开始搞 “严打”，也需要找律师辩护。
但问题也随之而来。当时深圳只有市法律顾问处一家法律服务机构，常出现同一案件原被告双方的律师，都是同一法律顾问处甚至同一间办公室同事的情形。这肯定是不妥当的。故客观形势也要求必须进行改革。
1983 年左右，蛇口招商局开始参照香港惯例，筹建中国第一家律师事务所。后来深圳市司法局也顺应潮流，对法律顾问处进行改革。首先是把行政管理职能独立出来，另成立专门的律师管理处。
原来的法律顾问处，更名为深圳市律师事务所，简称 “内所”，从事特区本地律师业务。同时成立对外经济律师事务所，简称 “外所”，专门从事涉外业务。我虽然名义上是律管处的干部，但实际上更多是从事具体的律师业务。
在律管处呆了几年后，我发现自己的性格实在不适合搞行政管理。于是，我于 1987 年，主动申请调离律管处，到金融房产律师事务所开始正儿八经当律师。后来又换了两次岗位，1989 年由司法局安排到国际商务律师事务所任副主任，1991 年又被安排到对外经济律师事务所任副主任，直到 1993 年下海创业。
徐育康律师 80 年代照片 Question 03：您 1984 年拿到律师资格证，开始正式在深执业，执业初期是否有一些经典案例？可否与大家分享一下？
徐 育 康 律 师：值得一提的案子，大概要追溯到 1984 年，当时我作为青年干部第三梯队被派往党校进修。在党校学习前夕，曾接手过一宗港商与国营外贸公司的经济纠纷案。大概案情是，港商与内商谈好了一笔进口洋伞交易，然后由内商委托国营外贸公司代理进口，且采用先交货后付款的方式，没想到最后在货款支付上出了岔子。
原因是内商从外贸公司收到货后，将货偷运出特区时被工商部门没收。货款自然也就没了着落。港商交了货却收不到钱，就到深圳市法律顾问处找律师帮忙打官司，要求根据其与外贸公司签订的交易合同索要货款。
我接手案子后，开律师介绍信去海关调查取证，把交易合同、报关单这些原始交易资料全复印了出来。发现买卖合同确实是该外贸公司跟港商签的，货也是它报关验收的。从法律上来说，该外贸公司作为买方就应向卖方港商支付货款。至于它与内商之间的委托合同则是另一层法律关系了。
这个案子发生时，当时的市组织部副部长正在该外贸公司蹲点。该外贸公司作为国营企业如果败诉，就涉及到国有资产几十万的损失，所以引起了比较大的震动。政法委还出面找双方律师跟法院经办人开协调会，探讨怎么样挽回国有资产的损失。
此案还被深圳大学当作教学案例，一审开庭时组织深大学生旁听。我作为原告代理律师，在庭审中坚持了应由被告按照合同支付货款的诉求。被告则站在组织立场上，说不能放任国家财产损失，应由委托进口的内商负责。法院最终支持了我的观点。被告一审败诉后不服，又上诉到省院，省院也维持了原判。
党校学习结束时，我把这个案子当作案例写进了结业论文，从中探讨国有企业应该吸取哪些经验教训，从而提高法律意识，防范经营风险，从法律上堵塞造成国家财产损失的漏洞。后来合同法为了解决此类的外贸代理问题，才有了一个间接代理的概念。这是后话。
徐育康律师 90 年代照片 Question 04：1993 年您辞去公职，开创了深圳第一家合作制律师事务所，能否结合当时政策环境，谈谈您的创业经历？
徐 育 康 律 师： 九三年下海开办合作制律师事务所，对我来说其实没什么压力，只是司法局内部走了个程序。当时情况是这样的，大概是 1989 年前后，因政策风向突变，此前开办的个体与合伙制律所全部关停。直到两年以后政策才再次松动。
1993 年，深圳第二次试办合作制律师事务所。可能是考虑到我来深圳工作时间比较长，而且是科班出身，正面形象也比较好，于是市司法局经过慎重考量，把第一个指标批给了我，并经报省司法厅批准，让我筹建了深圳市第一家合作制律师事务所，办公地点选在国贸大厦 43 楼。
当时为什么叫试办合作制律所呢？也许是因为市司法局吸取了上一次改革失败的教训。于是允许律师一边走离职流程，一边先下海试办新的律师事务所。如果政策再有变化，还可以收回到司法局。我向司法局递交辞职报告是 1993 年，真正办妥辞职手续应是 1995 年左右，算是先上车后补票。
也就是 1995、1996 这两年间，深圳市原有的公办所全面改制，要么关停，要么改为私人所。摆在公职律师面前只有两条路，要当律师就辞去公职，不辞公职就回司法局另行安排工作。于是，大部分律师选择了下海创业。
说实话，由公职律师转为私人律师后，还是比较自由的，一来没那多规矩束缚，不用频繁地开大会、小会，工作时间也可以自由安排，不用踩点上班。工作上也没有繁琐的审批手续，不像原来在律管处办案子，出差坐飞机还要处级以上干部批准签字才能买机票。
二来经济上也比较宽裕，像我们这些做了几年公职律师的，积累了不少老客户，而且香港人也比较喜欢找私人律师，所以办所后基本不用为案源操心，事业可以说蒸蒸日上。
徐育康律师 2020 年照片 Question 05：晟典所是由三家知名律所合并而来的，您作为其中一家律所的执业律师，能否聊一聊您到晟典之后的工作和生活状态？
徐 育 康 律 师： 2002 年，深圳三家知名律所筹划搞合并，我作为其中一家律所的成员，参与组建了晟典律师事务所。加入晟典所后，我一如既往做律师工作，主要业务还是民商法领域，处理的也多是与金融、房地产相关的诉讼或仲裁案件。另担任多家企业常年法律顾问。
生活上嘛，我这个人兴趣较窄，平时娱乐活动很少，不会打扑克，打麻将也不会。休闲方式主要是去散散步，再就是在家看看书、练练钢笔字。以前的时间几乎都是在闷头办案子中度过的，难得宽松。
再就是有空时，也会用来钻研一下法律。以最新颁布的《民法典》为例，除了研究其法律条文外，还注意看看其他有关的文献资料，比如报纸上关于民法典方面的专题、评论、解释之类的文章。一边看一边梳理做笔记，做报纸剪贴，也挺有意思。
Question 06：深圳经济特区建立 40 周年，对那些正在深圳奋斗的年轻律师，您这位老前辈能否分享一些个人心得？
徐 育 康 律 师：来深圳工作 38 年，最大的体会是个人命运与城市发展紧密相连。我 1982 年大学毕业，正好赶上深圳市法律顾问处创建初期，于是顺理成章成为了改革开放后深圳资历最老的一批公职律师，并对公职律师有着较深切的体验。
1993 年，又赶上了律师事务所全面改制的潮流，创立了深圳市第一家合作制律师事务所。事业上顺风顺水，个人荣誉也有所收获，1996 年入选 “广东省十佳律师”。
后来 2002 年加入晟典律师事务所，乘着晟典所快速崛起的东风，业务、口碑上也有长进，2018 年获得深圳市律师协会颁发的 “在深执业 30 年荣誉奖”。俗话说时势造英雄，我所取得的这点成就，很大一部分都得益于城市及行业的大环境。
相比内地的一些城市而言，深圳紧邻香港、澳门，是大湾区核心城市，如今更是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，在城市改革和法治建设上都将走在全国前列。对于在深圳从事律师职业的年轻人来说，未来舞台更大，挑战也会更多。随着深圳国际化程度不断提升，不仅要面临国内同行的竞争，还要面临国际同行的竞争。
年轻律师要想有所成就，还是要不断提升自己的专业素养。律师跟中医很多方面都是相通的，律师熟记法理、法条就像中医背药方，平时多学习、多梳理，脑子里有印象，哪个问题对应哪条法律、司法解释，或者最高院那里有过批复，工作中会受益无穷。我认为律师该学苦行僧，没有耐心和毅力很难出成绩。
结语：思想上追求先进，业务上精益求精，用这句话来形容徐育康律师再合适不过。他曾在西南政法大学 “78级成长之路” 系列讲座上，将自己的律师生涯总结为一句话：以正义之心，走律师之路，终生无悔。
他鼓励所有正在从事律师，或者有志从事律师的年轻人，坚持以事实为依据，以法律为准绳，坚守一名正义律师的职责，为国家法治建设及律师行业发展作出应有贡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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